那些溺死在考研池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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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考研国家线公布。

377万考生迎来了他们的考研及格线。对不少人来说,这是备战了两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成果。

第二次考研的刘婧没查看分数线——她在准备一周后的雅思考试。

“过了国家线不等于能考上学校,只是相当于安慰奖,国家认可你的努力了,”她引用一位微博网友的话解释。

2020年12月22日,研究生考试的第二天,她意识到自己没考好。那些曾经激励自己的话不再作数,心底的防线慢慢崩塌。为了升学,她两年没玩过微信,拒绝出门社交,长期弓着腰缩在书桌前,体重因此增长了近20斤。

考研不是“努力就能上岸的”。她过去以为,考试就像赛跑,跨过终点线,一切自有安排。但两次考研失败后,她将它比作“一条路走到黑的独木桥,立足之地就那么一丁点”。

电影《青春派》

像刘婧一样的考生越来越多。知名教育网站发布的2020届考研人群结果显示,非应届生占了48%,接近半数。其中,参加考研2次及以上的人群占了35%。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也颇耐人寻味:河北省2015年非应届生考研人数占比为29.3%,到2019年直线升至44.2%。

多次考研的人比例升高,表示不解的人也越来越多。微博有考研大V老师一字一句地强调——“一次不能上岸的话,多来几次也是徒劳”。

坚持考研却经历几次失败以后,这些成年人面临着同辈压力、年龄焦虑、适应社会难等问题的叠加。但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后悔。研究生学历,是他们人生的必选项。

“再来一次”

考研三年,大连一所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李曦月总是怀念“二战”期间的自己。

想考研,只是为了趁年龄尚轻时提升自我。

直到考研第一年笔试成绩出来,她才感到巨大的挫败感。身边很多同学都陆续上岸,李曦月感到不甘。她把原因归咎为自己没有全心投入——大四课程太多,几乎为裸考。

“只要我努力了,有什么事情是干不成的吗?”第二次考研,她下定决心证明自己。

2018年7月起,李曦月每天跑到隔壁大学的自习室,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雷打不动地复习。她为此下载了一个号称“专注神器”的APP,规定学习3个小时才能碰手机。软件的功能是,每次完成目标,屏幕界面就会多种一棵树,目标失败的话,树会毁掉。

电影《我要进前十》

她记得,当时的“人生只剩下考研”。她常学习到教室的保安前来锁门,身体也因为压力过大连续两个月止不住地饭后呕吐。那一年,她还收到两位男生的加好友请求。

这都是在自习室里的男生,他们说她很专注,一结束学习就蹦蹦跳跳地回家,“学习状态很鼓舞人”。

这样的付出让她感到自信。李曦月认为,从小到大,人生想有的都有,考研结果也本该如此。笔试结束后,她去滑雪、旅游、谈恋爱,安心地等着二月份的复试通知。

电视剧《你好,旧时光》

然而,结果却不让人如意,她陷入了自我怀疑与迷茫。工作还是备考,她边哭边思考。最后,还是不服输的劲战胜了其他杂念。

除了专业课“差了一点点”,她的其他成绩都十分优异。“再来一次,一定可以的。”李曦月坚定信念。

2017届的毕业生刘佳琪每一年下定决心考研,也是因为不甘心。她本科在苏州大学读汉语学文学,对语言学方向有着浓厚兴趣,考研目标剑指中国人民大学。

她有着天生的“名校情结”,即便深知考上人大的难度,面对他人“别太死磕,考个硕士学历就够了”的劝诫,她都毫不客气地回答,“我想和名校生一起玩。”

四年备考,她参加了3次,一次在临考前因为压力过大放弃。考到第4年时,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2020年底,意识到再度没考好,她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我是一个不自律的人”,她说。学习中遇到挑战时,她的自我意识里常会出现两个人,“一个是积极向上的好人,一个则是劝人躺平的坏人”。两股力量相互拉扯与较劲后,“坏人”总会获胜。

意识到自己“不自律”后,她决意2021年不再考研,走入社会。

韩剧《High Kick短腿的反击》

某211大学法学毕业的王醉如今回看,她大四选择考研纯粹出于“小镇做题家”的思维。

那一年,身边的人“要么考研要么法考”,她想“两个都试试”,给自己多留后路。于是,在与两场考试奋战的三年间,她有一种“明知道不行,但硬要去做”的心态。这样的“拧巴”最后让她尝到三次考研失败的滋味。

失败也让她认清了自己:学习热情只能坚持一段很短时间。再往性子里归纳,她认为那是她从小到大 “随大流”的结果,“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做”。

在注重背诵的考研法学主观题面前,王醉学了三年才愿意承认,“我真的不擅长背书”。

压力

对于非应届的考研生而言,“养活自己”他们长期以来的一件心事。

刘佳琪从大学起便意识到,家庭经济条件没法支持她出国留学。实现名校梦,只能靠埋头考试。

她的执着让很多亲人感到不解。母亲正是其中反对声量最大的人。

从第二年考研开始,“脱产考试”时常成为母女二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母亲会呛她:“你没工作,我养你,你还给我不听话?”

刘佳琪说,每次听到刺耳的声音,她对目标的信念感都会加重。“这就是我一定要成功的原因。”

备考就像坐过山车,刘佳琪有时充满信念与希冀,有时又会被压力与焦虑击垮。最后两次考试时,她明显感到抑郁情绪锁住她的喉咙,每天都喘不过气,双耳也开始神经性耳鸣。走在街上,她会止不住想象,路口突然有车冲出,“一下子把我撞飞”。

台湾电影《同学麦娜丝》

高压状态下,脑子一片浑浊,只剩下目标是清晰的。去年七月,人大公布了该系学硕命题的新方向,将考试范围做了极大调整——很显然,此时选择报考人大,不确定性极高。

刘佳琪还是坚持报了名。她以为,三年考同一所学校,是她的优势。

但这次她还是失败了。

临近考试,她发现新增的专业课范围无法复习完毕,压力大到“没法背下任何内容”。考试前一晚,她彻夜未眠,眼泪浸湿了大半个枕头,甚至跑去和父亲说——“我要弃考”。

翻来覆去一晚上,她最后还是走上了考场,目的是“给过去四年画个句号”。在主观题卷面上,她写下了500字长文,回顾了自己考研的经历,以及从中探索到的痛苦。

她已经不在乎分数,只想向出卷老师表达——“通过考研来选拔人才,没有必要”。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婧也认为,比起较为公平的高考制度,研究生考试更看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考研)群里爱说一句话,复习一年,你的分数涨得还不如分数线的多”。填报志愿只有一个,想在人海茫茫中胜出,除了分数,更重要的是同一专业报考的人数。

考研两年,她有了颇为悲观的结论——“考研的人越来越多,名校推免生的比重越来越高,没考上的人连调剂都没学校要。”

985院校招统招生的比重逐年降低,这正是当前的趋势。博雅数据库数据显示,在全国顶尖高校中,2021届研究生招生推免率与往年相比均有所提升。

例如,复旦大学2020届推免率为30.4%,而2021届为33.8%。上海科技大学的推免率由2020届24.9%升至2021届的33.2%。

(图源:青塔)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袁直更是建议,应增加“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生推免攻读研究生比例。

不悔

耗费几年青春,尝到失败苦果的人反而都在说——“不后悔”。

王醉在法考、研究生考试中度过了三年,却在其中发现了法学的魅力。

大学四年,王醉对所选法学专业提不起兴趣,“老师讲得天花乱坠,我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她没法批判性地进行思考,还修读了“国际贸易”双学位,为的是方便转行。

电视剧《小欢喜》

毕业三年后,她用“很有意思”来形容法学类考试:“这就宛如高中的数学题,解的过程很开心,做对了更开心。”

2021年初,得知自己考过了司法考试的主观题,王醉激动得留下眼泪。她说这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带着委屈的难过。

终于轮到我拿入场券了”,有了律师从业资格的加持,王醉更感到考法学的研究生是一件必要的事。

“既然有了入场券,为什么不再深入探索一下呢?”她打算先找份与律师相关的工作,等有能力养活自己时,“考上真正培养法律人才的院校”。

刘佳琪也对现今结果感到坦然。她认为,考研等于花4年时间从自己的大学毕业。

她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人生就这么长,花了更长时间去明白,就能花更少时间去抗拒。”

她还没找到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但至少有一点很明了——考试不再是她能实现梦想的途径。

日剧《悠长假期》

与刘佳琪不同,今年,考研两次失败的刘婧打算抓紧申请季的尾巴,到香港高校留学。留给她的时间不多——2020年12月以前,留学从未被放进她的人生规划里。而现在,她要请中介写好申请文书,找老师签推荐信,最重要的是,考过语言关。

三个月内考了三次雅思让她感到身心俱疲,但她坚持认为:“本科就出来工作是不够的。”本科学历的短板,不止表现在找工作的门槛和入职底薪上,她更在意的是后续职业发展的提升空间。

一切都以职业发展为坐标轴,刘婧认为,研究生越来越多,所以“本科生不就更不值钱”。她还举了个例子,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入职的职别为“四级主任科员”,比本科生的一级科员“少走了很多弯路”。

两年过去,再回望她的考研路,她仍会想起在人大现场确认报名时的场景。

校园的树郁郁葱葱,背着书包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跑过来。

刘婧当时内心忐忑,穿过校园的人海,她幻想自己不久后就属于这里,又担心这是最后一次离它近在咫尺。

回忆到这,她分享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文内用重点句标注了哲学家叔本华的话:

“不想太过悲惨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要期望能很开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