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好演员,要学会给自己“加戏”

搜狐娱乐专稿 (哈麦/文)今年是演员张颂文的大年。

《扫黑·决战》《1921》《革命者》三部重磅主旋律电影上映, 还有《老郑飞到天上去了》《不止不休》两部已完成新人导演作等着定档。

每部戏,张颂文都贡献了令观众叹服的表演。

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有的演员可以有这么高的成功率?除了天赋,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秘诀”,是其他演员也可以学到的?

看了一些优秀演员关于创作的分享,我发现了这个“秘诀”。那就是,好演员,要学会给自己“加戏”。

《扫黑·决战》里,张颂文演的是一个走上歪道的中国式县长,这种人物往往容易被脸谱化,但张颂文把这个双面人演活了,可以说精准到了骨子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高超的演技,绝不是什么信手拈来。

导演吕聿来说,张颂文对戏的要求很高,从剧本阶段就在提修改意见。甚至在开机前一天,他们还在争执,还在修改剧本。“他们不光为自己的角色用心,还会对一场戏怎么讲故事,故事怎么发展,人物如何走位等细节,都会关心。”

《扫黑·决战》上映后,片方放出了一个没有剪进正片的片段,是曹志远在监狱里的七分钟悔罪独白,完全无剧本的即兴表演,来自做了大量功课的张颂文对人物的深刻理解。

这不是导演要求的,是张颂文杀青那天自己加戏让摄影师拍下来的,是他为曹志远做的人物小传。在拍完戏后,觉得这个人物还不够完整,他想再划下一个真正的句号。

张颂文完成了他的目标,他演的不是一个标签化的反派官员,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有善有恶的,有前史有后续的,真实的人。

接到《1921》的邀约,要演何叔衡,张颂文就琢磨上了,这个角色历史真有其人,他觉得应该给一些具体的细节,就主动找导演黄建新聊。

当时正是疫情期间,两人约了在路边,冬天冷,本来想尽快聊完结束,结果一聊就是近八个小时。最后,聊的一些细节都用到了电影里去,不少观众看完后都觉得何叔衡是这个群像戏里最丰满的一个人物。

这种用心也体现在拍摄现场。拍何叔衡牺牲那场戏,为了更加贴近当时人物狼狈不堪的逃亡状态,张颂文在开拍前主动去泥地里滚爬,往头上撒枯叶,往指甲里抠泥土,让剧组为他准备好的带血迹的破旧衣服看起来更加脏污。

这些导演都没要求到的细节,演员自己要求自己,成就自己。

看完剧本决定接《革命者》时,张颂文首先是去找导演、监制“谈判”,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我要把这个人物演成一个人;第二,在现场允不允许我有即兴的发挥?”监制管虎拥抱了他,张颂文和他想到一块去了。导演徐展雄说没问题,“我把机器打开,你随便。”

李大钊和毛泽东吃火锅抢着付钱那场戏就是张颂文临场发挥加的戏。

李大钊抢着要付钱,但发现囊中羞涩,毛泽东就很慷慨地拿出他冬天洗冷水澡省下的钱来付账,结果多出了一毛,没等他说找钱,店小二就马上高喊谢谢赏钱,店家也喊“谢谢您嘞!”两人当时先是一愣,然后对视几秒,随即哈哈大笑。李大钊说你给人家赏钱呀!毛泽东尴尬一下,马上大笑起来。

张颂文解释,李大钊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亦师亦友,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一定有属于青年人的朝气和个性,是活泼的、向上的,他们的相处也一定是轻松又自在的,这些加进去的小细节他觉得能让角色更加立体生动,更像是个“人”。

还有一些很合适的台词,也是张颂文自己加进去的。

比如,李大钊问妻子赵纫兰:“你觉得我做的这个试验能成功吗?”他说这句话是要体现出李大钊的人性,他除了坚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犹豫的地方,这些侧面会让这个人物更立体。

再比如,李大钊倡议上海工商各界联合起来罢工,威胁俄国使馆交出暴徒,他们对李大钊心怀恨意,说让他等着,李大钊淡定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China”。这是他临时加的台词。他的理解是,“中国当自强,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经提了几百年了,每个时期都在提,我辈需崛起,华夏当自强。”

当然,会给自己“加戏”的不止张颂文。几乎所有好演员,都有这个“通病”。

拿张艺谋的《悬崖之上》举个例子,里面最让观众记忆深刻的几场戏,都有演员的自主发挥。

张宪臣被枪决的那场戏,作为战友的周乙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表演难度很高。

拍摄当天,于和伟向张艺谋提了一个要求,“导演我能在这场戏里抽一支烟吗?”张艺谋当然说可以。这支烟作为一个道具,让于和伟有了表演上的抓手。

“我点着烟我可以规避掉那个冲劲,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张宪臣被带上刑场,我可以把烟叼在嘴里,但是细心的观众看到那个烟可能在微微抖动。但是如果高斌他们发现了,也可以解释为天太冷了。准备要点烟的一瞬间,枪声突然想起,吓一跳可以说是没有准备,但是也可以看到周已内心的那个痛彻心扉。”

周乙和金志德在咖啡馆相互试探那场精彩的谍战戏也是演员的贡献。

据饰演金志德的余皑磊说,在最开始的几稿剧本里那是一场夜戏,周乙去电影院门口留下记号后转身回来就碰见了金志德,金志德问你在这儿干嘛?周乙说我车坏了,然后两个人就去修车。张艺谋不是太满意,认为写得太巧合,显得周乙过于冒险,金志德也过于愚蠢,所以这场戏就一直没有下通告。张艺谋让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余皑磊和于和伟沟通的时候,想起一部特别老的苏联电视剧《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男一号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段落,当他意识到自己被纳粹怀疑的时候,突然跟纳粹说,我是一个特务,隔壁有一台发报机什么的,他说的全是真的,结果反而纳粹有点儿不敢相信了。周乙突然向金志德摊牌说“我是共产党”,灵感就来自于这儿。这个点子张艺谋很喜欢。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获封过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帝的段奕宏,就因为对自己的要求高,总是提意见,加戏,在业内有“难搞”的名声。

拍陈正道的《记忆大师》,因为结局无法说服自己他直接叫停,跟导演争论不休。即使是一些导演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为了喝不喝一瓶水,他都要纠缠半天,拍几十条,因为要说服自己这个人物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喝水。那次后,陈正道吐槽再也不想和段奕宏合作了,压力太大,但后来,他又找了段奕宏演了《秘密访客》。

拍《烈日灼心》的时候,段奕宏经常因为一些细节及表演上的问题和曹保平争执不下,已经激烈到像吵架的程度,搞得曹保平最后也不耐烦了,“谁他妈是导演?我是!后来也熟了,他一说我就说不行!没戏!滚!”

当然,这些演员不是成名了,有资本了,才显得强势起来。对于表演的热爱,对于角色的负责,早就存在于他们的执念里。

当年,段奕宏还叫段龙的时候,作为一个无名小子,排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因为表演观念上的不同,他就和孟京辉吵架,但其实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对待创作的态度。

张颂文当年因为相貌平平一年跑几百个剧组也接不到戏,在熬了三年没戏拍后,接到了一个小角色,副导演跟他说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戏,到片场他才知道,原来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饭,他和六七个人在后面吃饭。张颂文不停在提问,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人家说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这个年纪。他又问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说你就坐那儿吃饭就行了。他又问这个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准?人家说你不拍就走吧。

完成任务,拿钱走人,这是精明人都会做的事。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存了这个心,还会有今天的好演员张颂文吗?

再举一个是应该完任务还是应该花心思的例子。

张译当年接演大导演陈凯歌的《搜索》,戏份并不多,他进组第一场就主动给自己加了戏。

“剧本提示我列席一个会议,这场戏基本上和我关系不大,只有一句提示‘坐在沙发上’。我与凯歌导演协商,虽然不说话,但他可以用特有的方式去提醒女秘书,全部是行为和动作。”张译认为,张沐在公司“二把手”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行为举止是合情合理的。

这场戏拍完,陈凯歌特别高兴,从那开始也主动帮张译加戏,并在杀青宴上夸他是个“戏比天大”的演员。

道理很简单,好演员和好导演是相互成就的。好演员,要有创作角色,为角色争执的态度。好导演,要有充分信任演员,让演员发挥其才华的胸襟。

关于好演员对电影的贡献,张艺谋有一段话说的很好。

“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不是说靠导演一个人。尤其是塑造人物上,演技好的演员他不光是演技好,他生活阅历和他的职业操守都很高,所以他会对这个人物有更多纵深的开掘,有很多很多细节是靠演员在现场发掘出来的。他提很多意见,他做很多修改,因为他要把他变成活生生的人,他不能直接‘预备!开始!’。他就会想很多很多,这个角色的前世今生他都会想,他有很多很多细节把它补充进去,变得很鲜活。导演都有这样的经验,演技好的演员都会给剧本加分,所以用他们导演也会省点劲。”

做演员和做导演都很成功的陈建斌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选对了演员基本上就成功了三分之二。因为他(她)是活的,他自己就是个艺术家,他自己是能动的,他能使这个人物活起来,而这个人物在没有碰到他之前只是纸上的几行字而已。只有他来了,他给了他呼吸,给了他血肉,给了他情感,他动起来了,他生发出很多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演员是非常伟大的。”

“影帝制造机”曹保平的观点是,“表演是教不出来的,需要导演和演员之间那种碰撞。”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你多少”。

“尤其是越有名的演员,这个问题变得越严重。他宁愿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判断他将来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但是那是他,不是你,如果要是糟糕了,坏了,他要担这个责任的。但是前提是他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你。所以就得在之前沟通好,你让他明白这样的理解是对的,这样的表演尺度是合适的,这样的样子一定是有光彩的,而不是他以后看完,觉得自己特糗,觉得自己太傻了。”

所以,说到底,演员给自己加戏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往大了看,是为角色负责,往小了看,其实就是为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