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2胎分房、奖励4万亿？生育市场不应被计划

近日，人口专家、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再度提及人口问题。他直言，中国需要更多社会资源帮助女性，这样她们能有更多精力和财力，才有意愿生孩子，比如现金支付或奖励一套房子。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了。早在一年前，他提出政府鼓励生育的一揽子方案，从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到拿出占GDP总额2%-5%的数额（4万亿元）奖励多生育者，不一而足。

梁建章之所以反复提及奖励生育，的确有迫切性，因为新增人口直接关乎国家的产业发展及创新、社保养老金的“活水”来源，看看日本的停滞式发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但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千分点。

这个结果可以预期，因为我国2016年开始“全面二孩”政策，2017年二胎生育得以集中释放，2018年的回落应属必然。而国家统计局估计，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仍会继续减少。

这引发民间社会对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可能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担心。

应该说，在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尚未清除的情势下，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与政策建构，让生育回归人类繁衍的“自发秩序”轨道，是纠偏的必要步骤。包括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但梁建章等人似乎走得过远了。

拿出4万亿奖励生育这一政策倡议本身，显示出他们骨子里对市场调控生育能力的疑惧。以计划经济为例，其成功取决于要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否则决策者的规划必然是“理性的自负”，将经济搞得一团糟，因为他无法精准计算出真正的市场供需。

问题是，在生育繁衍领域，摒弃市场调控而依赖计划，那么“全能的上帝”视角在哪里？

人类的生死，本质上可以交由市场进行供需调节，如果生育孩童的成本高过人们预期带来的收益，生育供给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有计划生育的负面效果在前，强制生育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难想象。

当然，我们可以说，梁建章鼓吹的并非强制生育，而是用金钱奖励来予以激发。这并非一个新的政策创见，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台湾省都有过类似的举措。

以深受“少子化”所困的台湾为例，将2岁儿童送至当局签约的托育机构，最高可获每月10000新台币的奖励，第三胎以上再加1000元。但尚未见到成效。

影响人类行为的基本单元是基因。而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以寻求繁衍为根本目的，所以生育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心理特质，也与生育所产生的亲情结构相适应。

这是我们决策的出发点，即不要担心人类缺少生育意愿。缺少生育意愿，尤其是多胎意愿，一定是因为生育成本太高。一胎已经保证了基因的延续，二胎导致的生活品质下降，于是被我们的本能和理性所拒斥。

梁建章举的一个数据恰恰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只有1.91，比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都低。要知道，中国农村有着长期的多生育传统，在早前计划生育的严苛政策下尚且如此，何以现在变了？

根本原因或许在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让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以前是没有儿子，农民老了根本无法生存；现在呢，虽然社会老龄化程度高了许多，但农村养老的问题反而不像以前那么致命了，适龄夫妻更多考虑的是生育抚养的成本增加。

这似乎同时意味着，如果政府的奖励金额能够超过生育抚养成本，就会鼓励出更多的二胎。但这个数额的边界是多少？不同阶层人的肯定感受不同。

为什么是4万亿而不是4000亿或40万亿？又凭什么认定，这种奖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根本起不到刺激生育二胎的目的？会不会是太多的奖励政府支付不起，而过少的奖励结果是金钱都流到了那些本来不需奖励就想生育二胎的家庭中——他们本来就处于社会阶层的金字塔顶端。

可见的奖励生育政策，可能仅仅是增加社会不公而已。退一步讲，假设金钱奖励的确刺激了生育，那又如何？

老龄社会的问题，不是靠即将降生的新生儿缓解，而恰恰是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抚养。如果有二胎，则进一步意味着他们在抚养更多老人之外，还有更多的孩子养育，负担进一步加剧。而这些孩子长大后，老龄化问题或已缓解——他们的父母是独生子女一代。

政府的奖励终有停止的一天，假设这意味着生育率的降低，那是否意味着被奖励出的二胎老了之后，新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又将浮现？因为他们的子代人数远远少于他们。

不要再妄图去充当上帝了，生育的抉择受到复杂变量的影响，我们需要做的实际上是尽最大可能减少此前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其他交给市场。

按照梁建章等人的逻辑，如果奖金可以解决问题，那么市场一定更能：因为人口少了，意味着人力资源的稀缺，人力价值因稀缺而提升之后，自然会有家庭增加生育，反之亦然。

来源：搜狐母婴